悟論歷史: <史記 - 春秋世家篇>

史記有三十個世家, 時間自殷末周𥘉直至漢代, 史料並不集中, 縱是春秋五霸等重要角色戲份還是略嫌太少,難與項籍相比, 只能集合起來輕談一下.


1. 三十個世家之中主要分為三部份: 十六個西周東周主要諸侯勢力(不包括秦, 秦在"本紀"), 兩個 "獨特"(所以說四個部份也沒差)勢力 – 孔子與陳涉, 十二個漢代勢力.
今次主要是談的是春秋時代的世家.

2. 周代諸侯世家在排列上大致以三個標準而定: 其始祖的輩份, 與周王室的親疏, 和建立時代.
吳泰伯是第一, 因為他是太王之長子, 文王的大伯, 眾諸侯的始祖沒有哪一個比他更高輩份的了.
齊太公, 即姜太公, 乃文, 武二王之師, 最少也可說是與文王平輩論交.
齊和以後的其他諸侯都是伐紂以後建立的, 而這裏就有了些許轉變.
論輩份序列管叔為周公之兄, 應在周公之前.
但管叔是三監之亂的首謀, 所以被推後了.
以周公的魯為首, 召公的燕為次, 二人俱是周初時周朝中央政權的實力人物.

緊接的管蔡(武王弟)之後, 是陳與杞, 先於衞(武王弟)宋(殷後).
陳是舜後, 杞為堯後, 與周王室沒有血緣關係, 為何會加在武王之弟衞康叔之前呢?
主要原因應是因為康叔, 與宋微子一樣, 是周公在二次封建之時所封, 而齊, 魯, 燕, 管, 蔡, 陳, 杞都是武王所封.
事實上武王所封的另一個弟弟曹叔也是在管蔡之內有提及的, 武王的其他弟弟就要不沒有史料, 要不就是太小的國家了, 太史公對他們沒有什麼記述.

衞宋之後就是與周血緣較疏的, 受封較遲的: 晉, 楚 (這兩個冤家俱是在成王時受封, 不同的時楚的受封只是宗周追認既成事實而已), 越 (太史公沒有記載周曾封過越, 基本上是自稱王), 鄭 (宣王時封).
至於趙, 魏, 韓, 田齊等即已是戰國時代了.

基本上這些諸侯國在西周時的記載是不多的, 可能是由於史料所限, 很多時只有記下一大串"神主牌" 而已.
主要記錄大多是始於春秋.

3. 周代的諸侯國(起碼在周初時)的分封方法有點特別.
錢賓四先生在"國史大綱"中便有說周王朝的基本立國形勢是立足於鎬京, 對外武裝殖民.
這說法很有道理.

吳泰伯為了順其父太王之意, 讓國於文王之父季歷以令文王日後登位, 一口氣跑到了吳, 封地並非出於計劃.
事實上文身斷髮並不符周代的禮儀, 是蠻夷的象徵.
也就是說吳泰伯不只是離開京城, 遠走他方, 還自我蠻夷化, 把王位繼承權徹徹底底的推掉.
太公被封於齊是為了讓他去穩住殷亡後不安定的東方.
事實上在周公東征之前, 周對東方地區的控制不是很強.
東方本是商的根據地.
商雖已被滅, 但在東方還有一定勢力.
對周構成威脅的還有在東方的各個夷族.
萊與太公爭奪新成立的齊國地區的政權.
淮夷, 徐戎等都有參與三監之亂.
所以太公在成王時得到了在一定地區內"征伐"之權,
以武裝殖民的立國形勢而言, 齊可以說是成為了周在東方地區的一個小型(相對鎬京)的政治中心.
後來的春秋霸主的其中一個主要象徵就是得到專征討伐之權, 周對齊的看重可見一斑.
封周公於魯是另一個形態.
周公本身其實一直未有就封, 取而代之的是遣派其長子伯禽前往.
周公自己則留在中央, 留佐王室, 其後這個在中央政府的地位由其次子繼承
所以周公是同時身兼外藩與內臣兩個重要職務.
後世都有不少人是同時身兼外臣與內臣的, 但兩個都是實職卻不多.
日後周公兩度受到政治流言陷害就是因為他的權責實在太重.
魯因周公之德而得以用天子禮樂, 也就成了在東方的周文化中心.
在平王東遷而後, 更成為唯一的周文化中心.
這個弱國的政治影響力不小.

召公又是一個特別人物.
他在周初也是一個實力人物, 與周公一樣, 同時兼任內臣外藩之職, 長子就封, 自己與次子在鎬.
在成王時他是周的三公重臣, 與周公分庭抗禮, 周公治陝之東, 召公治陝之西.
他對周公攝政最初頗有不滿, 周公及後取得了他的諒解.
召公與齊太公二人對周公的支持可說是周公掌政的重要支柱.
多代以後的周召二公在厲王出走後成為"共和行政"的核心人物, 可見兩支在周王室的地位.

所以周的中央政權是以齊周召三公為支柱, 以鎬為根基, 而以雒(洛陽)為前線(鎬之東, 建在周公平定三監之後)副都.
在東方則以齊, 魯為首, 以其餘姫姓諸侯對宋衞等地的殷殘餘勢力和游走各地的蠻族勢力進行壓制.

諸侯受周的命令封土建國, 對周有朝貢, 佐戎之責.
這些責任換取的就是周中央對諸侯的政治地位的承認和保護.
這個體制後來便演變成了中國後來二千來年的外交基本政策: “朝貢制”.

但當鎬京陷落, 平王東遷, 西周滅亡, 這個保護制度便崩潰了.
天下開始進入有能者居之的局面, 而眾傳統諸侯膽戰心驚, 期盼有人出來代替周室收拾局面, 於是便有霸主的出現.

5. 齊桓公是五霸之首, 他的霸業成為了霸主之政的典範.
他的霸業的開端是在與魯的柯之會.
柯之會的背景是: 齊伐魯, 魯獻地求和, 齊魯兩國舉行和會.
會中齊桓公被魯的曹沫所劫, 被迫承諾歸還侵魯所得之地.
而桓公在危機過後想反侮, 但被管仲說服決定履行承諾.
史記記載: "諸侯聞之, 皆信齊而欲附焉. 七年, 諸侯會桓公於𤭾, 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為何諸侯們(可稱之為華夏集團)會對柯之會有這樣的反應?
齊桓公守承諾固然是一個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強齊還地於弱魯顯示齊並沒有領土野心, 齊桓公並不是以諸小國的領土為發展目標.
這個認知對齊桓公的霸業極為重要, 因為在這個時侯, 南方另一大國楚正是以蠻夷自居, 大力向外擴張.
而游走於各地的蠻夷對一眾失去依靠的諸侯國而言更是隨時的亡國威脅.
一個有實力而對小國無領土野心的大國自然很容易會被當作是新的依靠, 新的領導者.

其後燕受山戎侵略, 向齊求救, 齊興師北伐救燕.
戰後, 燕莊公送齊桓公, 入到齊境, 齊以 “非天子, 諸侯相送不出境”之古義割地與燕, 同時命燕修召公之政與納貢於周.

這個事件有三個政治含意.
一是齊的軍事行動是 “伐戎以安諸侯”, 代表齊擔起以前由周王的華夏集團保護者的角色.
但是齊又並不譖越, 仍然以周的臣下自居.
用意是說明這個軍事行動是華夏(以周為名義上的代表)的舊秩序的一部份.
三是再一次表明齊國對弱國並無領土野心.
這三點造成的結果就是齊向霸主地位的更進一步: “諸侯聞之, 皆從齊.”

接着桓公的妹妹, 魯湣公的之母哀姜與魯公子慶父有染, 發動了政變弒了湣公.
這個事件對齊國的霸者之路是一個挑戰.
如果處理不當, 齊隨時會被當作是意圖吞併魯的幕後黑手.
之前所作的努力會化為烏有.
桓公的處理方法是把妹子召回來殺掉.
這樣做一是表明齊對魯無異心(所謂的以大事小).
二是表明齊又一次當起舊秩序的保護者, 大公無私的懲罰破壞舊秩序的篡弒行為.
這對經常面對內部政變威脅的諸侯們是極為有力的貼身的好處, 有利震攝內部野心家.

其後衞遭狄亂, 齊桓公第一次率諸侯建城於楚丘而立衞君.
這次是齊第一次率領眾諸侯的集體軍事行動, 也就是說齊的霸主地位開始形成.
同時又是重申齊領導華夏諸國對抗蠻夷的侵略.

齊桓公其後伐蔡是個人因素大於政治上的理由, 縱使有諸侯參與, 正當性不比以前.
太史公在這裡寫了蔡人敗潰之後用了三個字: “遂伐楚.”
“遂”有 “順勢”的意思, 也就是說, 齊在伐蔡以後, 順勢伐楚.
伐楚的理由其實並不是十分充足的.
雖說楚是在不斷對外擴張, 但楚在齊伐蔡的時候並無出兵助蔡, 與華夏並無直接衝突.
可以想到齊可能是召集了諸侯起兵報私仇, 理據不足, 難以服眾.
齊在這個關節眼上, 反危為機, 乘勢討伐楚, 做一場大龍鳳, 反而加強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楚在南方自立為王的同時, 採取擴張政策, 伐隨, 滅鄧, 威壓泗水一帶小國.
而這兩點正代表他不是華夏集團的一份子.
在齊伐楚之際, 楚正是成王時.
成王與他的之前幾代不同, 明白到軍事擴張政策不能繼續下去.
要繼續擴張勢力, 必需要加入華夏集團, 得到華夏諸侯國的支持, 即便是少數幾個也好.
所以開始與華夏諸國修好, “布恩施惠, 結舊好於諸侯.”
同時又朝覲周, 得到天子的訓示: “鎮爾南方夷越之亂, 無侵中國.”
這次說話反映出周天子其實還是把楚當時南方夷越的一份子.
希望這些夷越自己互相攻伐就好, 不要侵擾華夏.
但始終這次朝覲代表楚開始嘗試打入華夏圈子.

齊與眾諸侯對楚討伐對楚來說是有危有機.
齊所統率的眾諸侯的軍隊在實力上未必能打敗採取軍事擴張政策多年的楚軍.
但楚若是處理不善, 可能會變成華夏公敵, 之前的外交努力付之東流, 在外交上長期處於不利狀態.
楚若是處理得當, 反而有機會拉近自己與華夏諸侯的距離, 與華夏關係正常化.

楚成王興師與聯軍對峙, 開口便問: “何故涉吾地?”
齊先是重申周與太公征伐諸侯之權, 以彰顯這次軍事行動的正當性.
繼而責楚不向周進貢和詰問周穆王南征不還之事.
楚承認了沒有進貢的過失, 並說馬上把貢品補上.
這個行為便說明了楚承認周的宗主地位, 也就是說楚是把自己當成是華夏一員.
至於南征不還之事, 事實上把這些幾代以前的舊事重提, 無非是外交辭令.
清楚明白這一點的楚就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 叫齊去問漢水.

聯軍其後繼續在附近一帶地區游動, 但卻避免與楚軍真正衝突, 可見這場軍事行動不過是一場外交秀而已.
當桓公向楚將屈完展示大軍示威的時候, 屈完便回句, “君以道則可; 若不, 則楚方城以為城, 江, 漢以為溝, 君安能進乎.”
這句先是暗諷齊這次師出無名, 再表示楚國不懼怕軍事威脅, 把齊桓公頂了回去.
這場外交秀最後便以 “盟” 告終, 也就是說平手議和罷兵.
齊在這場秀是成功以霸主姿態, 集合諸侯, 透過軍事威懾, 打住了楚的堀起勢頭.
楚則是成功把自己與華夏集團關係正常化, 令自己被確認為華夏一員.

齊其後與諸侯們的葵丘之會是霸業的最高峰.
周襄王遣使賜桓公以物便是等於承認了他的霸主地位.
得到周的確認以後齊可說是完成了他的霸業.
可是自此之後齊桓公日益驕矜, 終至內亂而死.

齊的霸業的成功有三個因素.
外圍的背景因素前已說明.
強勁的經濟實力與優秀的外交眼光和手段都與名相管仲有很大關係.
但管仲之事, 以後再談.

6. 霸主之業表現的是春秋時代周中央權力低落所形成的天下大勢.
至於諸侯一國內部的事情, “世家篇”甚少記載, 但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諸侯國內部的世襲大夫階層有兩個途徑而來.
一是來自公族, 即是那些 "公子", "公孫".
魯的三桓就是好例子.
他們都是來自諸侯家族中未能繼承國君地位的其他兒子, 在國君父親和以後的新君之下為臣.
因為他們都是有一定的君位繼承資格的, 所以他們對新君潛在和實質的威脅就成了一大不安定因素.
同時新君對他們這種威脅的反撲就把這個不安定因素擴大.
而國君對諸子的好惡往往會引致易嫡之心, 而這個心思很多時會被投機者利用, 不斷的搧風點火以作為晉升之階.
在西周時宗法的制定者和維持者鎬京仍有力去鎮壓住這些不安因素.
到了春秋時, 這些不安因素就做成篡弒頻仍之局.

另一個來源就是他國而來的宗族, 如晉六卿中的魏和齊的田氏.
這些家族本身多是貴族出身, 或是他國的大夫或是他國的公族, 在他國的政爭中敗下了便跑來.
這些家族很多時都會在新的國中找到一官半職, 或一小片領地, 始終一個宗族就是一個力量.
但這些家族要在新的國中飛黃騰達通常都是因為他們的名聲或功積.
孔子本身就是因為他的名聲被季氏看中而得以步入魯國政壇.
魏就是因為戰功.

這些家族由於是世襲大夫多年, 累積了一定的勢力, 所以當他們無可避免的發起, 參與, 或被捲入政治鬥爭, 就會加劇了這些鬥爭.
但他們與在政治風波中的公族不同的是, 由於他們本身也是大家族, 在春秋時期政爭中他們即使鬥輸了也很少會全族覆滅的.
通常只是主謀與少數同謀或是被殺 或是出走, 或是被流放, 家族仍能維持下去.

在後期, 經常內亂的公族與長期維持的大夫家族相比之下自然漸漸的失勢, 做成真正的權力流到了幾個強大的大夫家族手中, 從而做成大夫掌政的出現.
到了這時侯, 幾個大大夫家族之間也爆發了爭取國內最高權力的激烈鬥爭.
敗者每每一族覆滅(起碼是在該國政治舞台上消失).

7. 春秋時代的封國是以國都為中心, 居住着國君, 公族和一眾大夫家族(當然還有平民).
根據賓四先生武裝殖民的說法, 在最早期一個封國基本上就是一個城那麼大.
那麼當然大夫家族都是住在國都之中.
但自西周滅亡以後, 兼併頻仍, 大國如齊就變得有能力去下賜封地與大夫.

縱觀史記的多個世家, 於春秋時代, 大夫們有封地, 但居於封地的似乎不多.
諸大夫大多居於國都之中.
孔子墮三都的故事顯示, 三桓各有各的封邑, 都建有城牆.
但三桓本身似居於國都曲阜而把封邑交由家宰們管理.
齊的世襲大夫如高, 國等也是多數居於國都之中.
而晉六卿也似居於國都中為多.

但大夫們對封地還是有控制權的.
封邑很多時候是大夫們的政治實力的來源.
事實上, 不論是公族還是大夫很多時都有武裝勢力.
所以春秋時代很多時的政爭都是軍事政變.
而可想而知, 這些軍事力量的背後就是封地的稅收.

大夫們在諸侯國都中是臣, 在封邑中就是主, 與周召二公在周王朝中的角色類似.
只是由於地理交通關係, 周召二公分別以兩支來出任中央與諸侯之職, 大夫們則不需要.

這個大夫不居封地的情況到了春秋後期有變.
晉國的六卿勢力凌駕於晉君之上, 所以他們的主要封邑變成了各自的政治中心.
晉國國都絳變得無關重要.
智伯與韓, 魏圍困趙的都城晉陽, 而韓, 魏也各有都城陽翟與安邑.

在這之前, 記載着諸侯之大夫居於封地的好像只有晉的曲沃一支.
他們經歷四世晉侯, 幾次造反, 或被晉人所敗, 或被周王師攻打, 幾次都是回到曲沃城.
當及後他們造反成功, 篡位以後也好像再沒有大臣出居外城的記載.
就算是有, 也好像只是軍事駐守性質, 而不是長期世襲.



8. 事實上隨着國土日大, 政治軍事鬥爭日漸加劇, 不少這些居於國都中的大家族都漸漸面對家族滅亡的危機.
要不就是他們自己轉型為自己一族利益着想, 着手加大自己的領地, 加強自己的軍力, 如晉六卿.
要不就是在國都中奪權, 消滅敵對的其他大夫家族, 如齊田氏.
這些家族最後都變成了戰國時代的新軍國.
可見的是齊與晉都是傳統華夏大國.
其餘小國如魯, 燕等, 本身國勢不強, 大夫難以發展.
而西南兩個強國秦與楚, 本身就不是太服膺於周文化, 有力的大夫家族甚少.
也就比較簡單的變成了戰國時期的新軍國.

而也由於鬥爭加劇, 對優秀人才的渴求也漸漸打破了大夫家族對政權的壟斷.
有能力的人, 不管出身, 都開始有機會參與國政.
所以政治權也就開始由世襲家族轉到有能力的平民 - 士的手中.

9.這兩點: 大夫階層的轉型和士的興起都是春秋末戰國初的其中一部份徵兆.
而這個情況剛剛與日本從戰國時代走向江戶時代幕藩體制的歷史相反.
日本戰國時代時, 大名的大家臣有不少都是所謂的一國一城之主, 平時多居於城中, 只有戰爭時才率眾前來與大名會師.
而這些所謂的一國一城之主其實出身各有不同, 相同的是他們通常都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很多這些大名家中的地方勢力其實都是牆邊草, 為了家族的興亡, 隨時都會倒戈.

另外也有居於大名居城的家老.
雖然沒有領地, 卻有俸䘵, 替大名出謀畫策.
當然也有很多是為自己家族的利益而行事.

這個情形來到江戶時代就有了轉變.
由於一國一城令, 大名們的支城基本上都被墮了.
所以一國一城之主也就不可能存在, 一眾大臣都以家老身分為藩主效力.
由於幕府的力量, 乃至對朱子學的提倡, 家老謀反的事不再發生, 反而有了忠臣蔵.

而士人的興起也與戰國時代的下尅上類似.
只是由於中國的諸侯國不論領土面積還是人口數目都比戰國大名大得多, 所以基本上如沒有上層大夫或國君的賞識, 下層游士難以掌權.
要像北条早雲, 齋藤道三, 宇喜多直家等陰謀家般一世從平民變成大名在中國春秋戰國都沒有例子.
即便是三家分晉, 田氏代齊, 都花了多代人的努力慢慢排擠消滅政敵方能把國君取而代之.
春秋時代其他的篡弒行動, 發動者多為公族或大夫, 平民因勢成便躍為國君的完全沒有.
這些篡弒行為絕對會成為霸主前來征伐的最佳口實, 所以也並不可行.

春秋時代民間的勢力甚為薄弱, 民間獨立勢力可說是不存在.
而戰國時代在各國中都多有 “豪族”, “國人”等的山大王.
這些豪族及後或被大名擊滅, 或被大名收編成為家臣.
春秋時代沒有可以比較的民間勢力.

所以江戶是自戰國亂世入治, 而春秋是自西周治世入亂.

本來想把世家篇一次寫完, 但原來就是春秋也有不少可寫, 就此停筆.